英国公法缺乏制宪权的理论传统和制度实践，故一般将制宪权与宪定权合并处理。

理解施米特对人民主权的理论态度的关键仍然是其关于民主同质性的设定。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宪法理论 代议制 民主同质性 区分敌我 政治决断 。

[24] 将施米特描述的魏玛代议制的状况与他通过思想史考证获得的关于代议制的思想原则相比较，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魏玛代议制死了  六、余论 由于此次评估是全国范围内首次开展的全面评估，而设计法治政府评估指标本身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复杂工程，受制于政府公开的数据不足和向政府获取 信息的困难，加上课题组的研究水平和研究力量的限制，本次评估难免存在不足之处，尚有法治政府建设中的诸多问题需要发掘。同时，通过发放问卷等形式进行公众满意度调查，定向了解公民、律师、 摊贩等当地公众对政府依法行政状况的评价，通过实际举报违法行为、实地考察政务服务中心等形式，以亲身体验方式了解政府运作实际情况。法治作为世界上普遍认同的理念和价值，出于国际经济投资和人道援助的绩效考量的目标，国际社会存在对一国法治发展水平和推进状况进行评价的需要。据此，东部共包括27个较大市，中部、西部各包括13个较大市。

在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方面，本次测评的53个城市在执法人员组织培训方面均开展了工作，但只培训未考试现象普遍存在，对培训的效果难以衡量;在行 政执法主体清理方面，大部分城市工作较好，少部分城市没有及时开展执法主体清理或者只对部分执法主体进行清理;在行政执法程序建设方面，大部分城市状况较 好，少部分城市没有公布相关的执法流程;在行政执法权力梳理方面，部分城市仅公布了本部门的职能或者机构设置，与行政执法职权梳理相关度不大，有的城市虽 然公布的相关信息不够全面;在从土地部门开展案卷评查活动方面，53个城市的整体情况并不十分乐观，只有不到一半的城市全面开展了案卷评查工作;在对违法 行为举报体验报告方面，大多数城市在接到对违法行为的投诉后不能及时安排执法人员赶赴现场，即使查处也存在大量治标不治本的情况。4?政府信息公开 本指标总分为40分，53个较大市的平均得分为24?20分，平均得分率为60?50%，25个城市的得分高于平均分，占总数的47?17%，28个城市的得分低于平均分，占总数的52?13%。在前文关于欧陆司法宪政主义模式的讨论中，我们曾经比较分析了施米特和凯尔森关于宪法守护者的争论，这正好构成了《宪法的守护者》的正面理由。

施米特通过大段援引贡斯当中立性权力学说来证明总统作为宪法守护者的正当性资格。人民只存在于公共性之中。施米特的政治概念适应的是主权者的一种非常政治状态，是在常规政治之外寻找到的政治的本质规定性。世纪之交的中国法治状况，在部门法学者看来似乎是成绩斐然，但在宪法学者看来，宪法依然没有牙齿，宪法司法化的理想吁求亦孤掌难鸣，部门法自治与宪法空虚化成为中国法治在现阶段的独特风景。

存在论意义上的绝对宪法的含义可以具体分解为如下层面：（1）宪法等于一个特定国家的政治统一性和社会秩序的具体的整体状态，即宪法=政治存在。同时，《陆地与海洋》（2006）[6]和《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2008）[7]的出版则表明施米特理论并不限于政治和宪法领域，而深入到政治思想史和地缘政治理论之中，前者构成了施米特的空间革命论，后者则表明施米特对利维坦所代表的原始统一体的留恋和对犹太思想家（如斯宾诺莎等）通过宗教宽容/信仰自由等新教教理和自由主义现代学说瓦解利维坦之精神内核的历史批判，其中暗伏下施米特反犹主义的思想根源。

[14] 参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从浪漫派批评到代议制批评，这些学术工作构成了施米特建构政治宪法理论的一个导引。如哈贝马斯基于对纳粹暴政和施米特政治宪法理论的反思，在两个方面为基本法秩序下的德国宪政提供新的基础：（1）提出宪法爱国主义以取代以民族为基础的爱国主义[77]。所以，卢梭的著作如果更名为《社会公意论》，施米特似乎才会觉得是名副其实。

施米特的政治宪法理论是一种以非常政治为中心的宪法理论，不仅缺乏所谓的转型原理，而且对常规政治进行了非常政治式的殖民和改造，实际上终结了魏玛宪法建构的常态政治架构。存在论意义上的绝对宪法具有古代宪法的古典特征，保持了宪法与政治体的某种同构性与同义性，在此意义上，特定政治体的存在具有优先性，宪法是该种存在的铭刻者而非塑造者，是对既有的刻划，而非基于规范的无中生有。正是基于此类概念构造与理论建构，施米特提出了总统作为宪法守护者的制度性理论：如何守护是该种制度性理论的内容，但守护什么却是由施米特建构的民主同质性理论、以政治概念和宪法概念为基础的政治宪法理论来回答的。首先来看施米特的绝对宪法概念。

施米特在《宪法的守护者》中直接排除了法官/法院作为宪法守护者的可能性，施米特从比较宪法的角度对美国的司法审查与德国魏玛时期国事法院的司法审查进行了比较，并对德国学界强化国事法院司法审查权的观点进行了回应。[37]施米特认为敌友标准是独立于其他活动领域的划分标准的，即对敌人或朋友的认定不以对象的道德、审美或经济属性为前提，这里的敌人是公敌，朋友也是公友，是政治意义上与特定共同体的异质性/同质性关系。

所以，他抬高公意、贬低契约的理论意图日益显露：在公意存在的地方，契约是不必要的。理解施米特对人民主权的理论态度的关键仍然是其关于民主同质性的设定。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宪法理论 代议制 民主同质性 区分敌我 政治决断 。[24] 将施米特描述的魏玛代议制的状况与他通过思想史考证获得的关于代议制的思想原则相比较，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魏玛代议制死了  六、余论 由于此次评估是全国范围内首次开展的全面评估，而设计法治政府评估指标本身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复杂工程，受制于政府公开的数据不足和向政府获取 信息的困难，加上课题组的研究水平和研究力量的限制，本次评估难免存在不足之处，尚有法治政府建设中的诸多问题需要发掘。同时，通过发放问卷等形式进行公众满意度调查，定向了解公民、律师、 摊贩等当地公众对政府依法行政状况的评价，通过实际举报违法行为、实地考察政务服务中心等形式，以亲身体验方式了解政府运作实际情况。法治作为世界上普遍认同的理念和价值，出于国际经济投资和人道援助的绩效考量的目标，国际社会存在对一国法治发展水平和推进状况进行评价的需要。据此，东部共包括27个较大市，中部、西部各包括13个较大市。

在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方面，本次测评的53个城市在执法人员组织培训方面均开展了工作，但只培训未考试现象普遍存在，对培训的效果难以衡量;在行 政执法主体清理方面，大部分城市工作较好，少部分城市没有及时开展执法主体清理或者只对部分执法主体进行清理;在行政执法程序建设方面，大部分城市状况较 好，少部分城市没有公布相关的执法流程;在行政执法权力梳理方面，部分城市仅公布了本部门的职能或者机构设置，与行政执法职权梳理相关度不大，有的城市虽 然公布的相关信息不够全面;在从土地部门开展案卷评查活动方面，53个城市的整体情况并不十分乐观，只有不到一半的城市全面开展了案卷评查工作;在对违法 行为举报体验报告方面，大多数城市在接到对违法行为的投诉后不能及时安排执法人员赶赴现场，即使查处也存在大量治标不治本的情况。4?政府信息公开 本指标总分为40分，53个较大市的平均得分为24?20分，平均得分率为60?50%，25个城市的得分高于平均分，占总数的47?17%，28个城市的得分低于平均分，占总数的52?13%。

本次评估的53 个城市见表1： 表1评估城市名单 直辖市(4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 省府所在地的市(27个)：长春、长沙、成都、福州、贵阳、广州、哈尔滨、海口、呼和浩特、杭州、合肥、昆明、济南、拉萨、兰州、南昌、南京、石家庄、沈阳、太原、武汉、乌鲁木齐、西安、西宁、南宁、银川、郑州 其他较大的市(22个)：鞍山、包头、本溪、大连、大同、抚顺、邯郸、淮南、吉林、洛阳、宁波、齐齐哈尔、青岛、汕头、深圳、苏州、唐山、无锡、厦门、徐州、珠海、淄博 三、评估过程 在评估方式的选择上，评估团队注重多样性。例如，得分率最高的一级指标监督与问责情况达到71?24%，得分最低的一级指标制度建 设和行政决策只有53?90%，这表明被评估城市政府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各个方面的重视和着力程度不同，工作尚欠均衡、全面。

有26个城市高于平均分，占城市总数的49?06%; 有27个城市低于平均分，占城市总数的50?94%。确定各指标权重的方法很多，不同指标间重要性的大小既需要考虑该指标在法治 政府建设中实际发挥作用大小的问题，也受指标多寡的影响。

评估结果显示，群体性事件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规模、性质上看形势都比较严峻，社会稳定压力仍然较大。总体看，各地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制度框架已经形成，法治观念和意识有所提高，但是整体尚处于较低水平，尤其是公 众满意度较低。在平均分之上的城市有20个，占城市总数的 37?74%，得分在平均分之下的城市为33个，占城市总数的62?26%。在行政决策方面，有的省市在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中的相关制度方面从上至下都是空白;部 分城市即便出台了相关规定，也是照抄照搬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等，未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可操作性不强，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评估对象 本次评估是首次针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水平的整体评价，并希望实现对不同的地方政府进行比较。5?监督与问责 指标总分为45分，在53个测评对象中，平均分为32?06，平均得分率为71?24%。

该编号伴随申请始终，申请人可以依据编 号对申请受理的进程予以了解。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至今已经十年，法治政府取得哪些成就需要我们总结。

从本次评估结果可以看到，法治政府建设的现状距离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还有相 当的差距，我们面临的任务还很艰巨，时间也极其紧迫，必须采取更加有力措施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为全面衡量法治政府建设的进度，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设立全国法治政府评估项目，研发了一套可以适用全国、覆盖全面、力求科学、注重操作、兼顾定性与定量评价的法治政府评估指标体系，并于2013年首次应用于较大的市一级政府开展评估。

除了对已公开的数据、资料、报道进行收集、筛选、加工利用之外，还通过申请信息公开等形式获得评估所 涉及的信息，并于2013年7月至8月期间，专门组织研究生到评估城市开展实地调研。为此，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 究院以上述文件为指引，研发了一套兼顾全面性、客观性，可操作性的评估指标体系，在指标体系中，机构职能及组织领导、制度建设和行政决策、行政执法、政府 信息公开、监督与问责、社会矛盾化解与行政争议解决、公众满意度调查等七个方面重要内容作为一级指标，基本涵盖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方面和重点领域。(一)总体状况 1.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总体水平有待提高 此次评估结果显示，按照总分300分计算，即便总分排名第一的广州得分234.43分，得分率只有78.14%;53个城市的平均分为188.87分，平均得分率仅为62.95%;53个被测评城市中有28个城市在平均分之上，25个城市在平均分下(见图1)。图1 被测评城市的总体得分情况 2.法治政府建设水平的区域差异比较明显 通过分析测评数据，得知东中西三大区域课题组参照了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通过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中对 东、中、西部的划分，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后分出了海南)、广西;西部地区包括：陕 西、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西藏自治区、贵州、云南、四川(后分出重庆);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自治区、河南、山 西、安徽、江西、湖南、湖北。

排名前五城市分别是上海(56分)、南宁(54分)、广州(53?5分)、沈阳(53分)、 杭州(53分)。可见，公众对法治政府建设的满意度偏低。

制度建设上，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切实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依法行政的文件的基本要求，专门对规范性文件制定程 序的基础性制度予以完善，特别是要及时引入成本—效益分析制度和社会风险评估制度，以确保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并尽量提升其质量;各级政府应在其专门网站 上开辟规章征求意见专栏，接受报备的上级机关也应当制定专门的报备规章目录并予以公开;公开公布应成为规范性文件得以生效的前提和基础;各级政府应将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活动予以制度化、规范化。马克 斯·韦伯、富勒等关于法治内涵和要素的分析为法治评估提供了学理资源。

在每个 一级指标之下，选择可以充分反映该一级指标要旨的内容作为二级指标，并兼顾评估可操作性等因素设置三级指标作为具体观察点，从而形成相对完整、全面、普遍 适用于不同城市的法治政府评估指标体系。指标被划分得越精细，数量越多，则其观察点权重数越小。